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演变，是中国法治进程与经济转型的深刻映照。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萌芽，到市场经济初期的探索，再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完善与强化，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立法者对商标权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知识产权战略定位的调整。商标，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标识，其背后凝聚的是经营者的商誉、创新投入与市场竞争力。对商标犯罪的刑事规制，本质上是对市场秩序、创新激励与消费者权益的立体保护。其政策脉络的每一次转向，都紧扣着时代的经济脉搏与法治需求。

一、 萌芽与奠基：计划经济末期的制度初现（1979-1992）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商品流通有限，品牌意识薄弱。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其制定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是打击传统的刑事犯罪，维护新生政权与社会的基本秩序。在这部法典中，并没有设立独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名。对于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假冒商标等行为，通常以投机倒把罪、诈骗罪等口袋罪名进行规制。例如，擅自使用他人注册商标销售产品，可能被认定为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投机倒把行为，扰乱国家计划供应与统购统销秩序。

这种规制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保护客体侧重于“计划秩序”而非“私权”。立法者关注的是行为对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破坏，而非商标权人具体的财产权益或商誉损失。商标更多地被视作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工具，其私有财产权属性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第二，刑事政策具有模糊性和依附性。由于缺乏专门罪名，对商标不法行为的刑事打击依赖于其他罪名的扩大解释，入罪标准、刑罚尺度均不明确，司法实践存在较大随意性。第三，惩罚与威慑功能突出。在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市场失范风险较高的背景下，刑事手段被寄予厚望，旨在以严厉的惩罚遏制初现端倪的假冒现象，为经济改革扫清障碍。

尽管如此，这一阶段仍具奠基意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颁布，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规定了商标注册、使用、管理与保护制度，标志着商标专用权得到了民事和行政法律的确立。虽然刑法典尚未同步跟进，但商标法的出台为后续刑事立法的专门化埋下了伏笔。整个八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活跃，假冒伪劣商品开始增多，社会对强化商标保护、特别是运用刑罚手段的呼声日益高涨，催生了刑法修订的直接动力。

二、 确立与探索：市场经济确立初期的专门化立法（1993-1997）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商品流通的全国化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张，使得商标的价值急剧凸显，同时商标侵权假冒行为也迅速蔓延，成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原有的刑法规制模式已严重不适应实践需要。

1993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商标犯罪进行的专门刑事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补充规定》增设了三个新罪名：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一立法突破体现在：第一，实现了罪名独立化。将商标犯罪从投机倒把等罪名中剥离出来，确立了独立的犯罪构成，使刑事打击的目标更加精准。第二，明确了行为类型。涵盖了生产、销售、非法制造标识等关键环节，初步构建了商标犯罪的链条化打击框架。第三，设置了相对具体的刑罚档次。根据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程度等配置了不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1997年，中国对刑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吸收了《补充规定》的内容，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专门设立了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将上述三个商标犯罪罪名正式法典化。此举意义深远：它提升了商标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其明确归类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呼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保障的宏观目标。其次，法典化意味着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增强，向国内外宣示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决心。最后，它与同期修订的《商标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形成了初步的衔接。

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呈现出“确立框架、从严打击”的导向。政策重心在于通过立法建立基本的刑事防线，遏制市场经济初期猖獗的假冒泛滥势头。然而，由于经验不足，立法仍显粗疏：犯罪构成要件中“情节严重”、“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等表述较为原则；刑罚设置偏重于自由刑，财产刑的运用和力度不足；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尚不完善；刑事诉讼中权利人的地位和参与度有限。司法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开始显现，影响了打击效果。

三、 发展与完善：入世前后的适应与强化（1998-2010）

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进行的法律制度改革，是推动商标犯罪刑事政策演变的最强劲外部动力。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要求成员国对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标行为提供刑事程序和处罚。这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水平提出了明确且更高的国际标准。

为满足入世要求并应对加入WTO后可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入世前后对商标犯罪刑事法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修改和完善：第一，降低入罪门槛，扩大刑事打击范围。2001年，与修改后的《商标法》同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该解释明确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模糊概念的具体量化标准（如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额、假冒商标数量等），并增加了“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兜底条款，使得刑事追诉更具可操作性，实际上降低了入罪门槛。第二，明确单位犯罪处罚标准。解释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强了对单位实施商标犯罪的规制。第三，细化刑罚适用。强调了罚金刑的适用，并尝试将“非法经营数额”作为罚金计算的重要依据。

入世后，面对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纠纷增多的现实，以及国内市场上商标犯罪日益网络化、团伙化、跨区域化的新特点，刑事政策进一步向“强化执法、提升效能”转型。2004年和2007年，“两高”又相继出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关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进一步降低了部分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将“件数”标准引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认定，明确了在线侵权、通过广告宣传侵权等新型行为的法律适用，并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方法、共犯认定、罪数问题等进行了细化。政策层面开始强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两法衔接”），试图解决以往存在的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问题。

这一阶段的政策演变，体现出强烈的“适应国际化”与“应对复杂化”双重特征。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的密集出台，快速弥合了国内立法与TRIPS协议要求之间的差距，构建了相对细化的商标犯罪刑事规则体系。另一方面，面对犯罪手段的升级，政策回应侧重于通过解释法律来扩展打击的深度和广度。然而，重刑化倾向（通过降低数额标准扩大犯罪圈）与司法能力（如电子证据固定、跨区域协作）之间的张力开始出现，罚金刑执行难、犯罪成本依然偏低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四、 深化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综合治理（2011年至今）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成为国家核心战略。商标作为品牌经济的核心要素，其保护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打假治劣，上升到激励创新、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高度。与此同时，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使得商标犯罪的空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网络售假、跨境侵权成为新常态，犯罪隐蔽性、扩散性极强，传统刑事打击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商标犯罪刑事政策进入了“深化保护、综合治理、技术赋能”的新阶段。其演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立法修正体现从严保护与精准打击。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商标犯罪条款作出了重要修改：取消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入罪要件，修改为“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并将“销售金额数额巨大”修改为“销售金额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这实际上进一步拓宽了该罪的入罪路径，将那些销售金额不大但次数多、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加码，提高了商标犯罪的刑罚幅度，将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第一档最高刑由三年提高到五年，第二档最高刑由七年提高到十年。这发出了严厉打击商标犯罪、显著提高犯罪成本的强烈信号。

第二， 司法解释走向体系化与精细化。 2020年，“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聚焦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难点问题。该解释加强了对服务商标的保护（明确将服务商标纳入相关犯罪的规制范围），完善了犯罪数额认定规则（特别是针对网络侵权、半成品、包装物等），明确了罚金刑的适用标准（要求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等因素），并强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损失问题，以加强对权利人经济损失的弥补。

第三， 刑事政策导向强调综合治理与源头遏制。 单纯的“严打”思维逐渐让位于“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观。政策层面更加注重：行刑衔接的实质化：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案件移送标准、联合执法行动等机制，力图打通行政查处与刑事追究的壁垒。全链条打击：不仅打击生产、销售环节，更向上游的非法标识制造、原材料供应，下游的仓储、物流、支付等环节延伸，摧毁犯罪网络。剥夺再犯能力：加大罚金刑的判处和执行力度，探索适用职业禁止等非刑罚措施，旨在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经济诱因和条件。

第四， 司法实践积极拥抱技术变革。 面对网络侵权，司法机关积极探索利用电子证据规则、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固定证据、追踪线索。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典型案例的发布，也在统一涉及网络平台责任、跨境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五，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日益重要。 针对跨境制假售假，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在情报交换、调查取证、缉捕遣返等方面的刑事司法合作不断加强，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布下法网。

这一阶段的刑事政策演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系统性和技术性特征。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与创新驱动发展相适应、能够有效应对网络时代挑战的商标刑事保护体系。政策不再仅仅满足于“定罪判刑”，而是追求“遏制犯罪、保护创新、规范市场、参与全球治理”的多重效果。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法律修订与司法解释的频繁出台，对司法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犯罪的匿名性与跨境性，使得侦查取证难度空前；如何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妥善处理商标权利冲突与合理使用边界，也是政策执行中需要持续平衡的课题。

结语

回顾中国商标犯罪刑事政策四十余年的演变历程，是一条从“依附规制”到“独立成罪”，从“粗疏原则”到“精细严密”，从“侧重惩罚”到“综合治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清晰轨迹。这条轨迹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融入全球化到谋求创新引领的宏大历史进程同频共振。

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犯罪形态新变化、国际规则新要求的回应。其背后贯穿的核心逻辑是：不断提升商标刑事保护的水平与效能，使之成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激励品牌创新与建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履行国际义务并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坚实利器。展望未来，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下，商标犯罪刑事政策必将继续演进，在法治化、精细化、智能化与国际协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刑事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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