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夜，零下七度，胡同里飘着葱花炝锅的香气。我站在前门大街一家灯火通明的药铺门口，看着那块金字招牌在寒风中微微晃动。招牌上的字是清光绪年间的翰林题写的，一百二十多年了，金箔剥落了好几层，底下露出的木纹像老人的掌纹，每一道都藏着故事。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掌柜老周正在柜台后面用戥子称药。“您稍等。”他头也不抬，手很稳，白芍、当归、黄芪各三钱，分毫不差。等他包好药包、系上红绳，才抬头看我，笑了一下：“您是今晚第三个来找我问‘王老吉’故事的人了。”

我愣了一下。他说的“王老吉”，不是那个红罐凉茶的品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诞生于1828年的老字号。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从广州十三行的凉茶铺到遍布世界的饮料帝国，王老吉身上浓缩了中国所有百年商标的典型命运——如何在不改变配方的情况下改变形态，如何在传统技艺和现代专利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既不丢魂又不死守。

老周说：“一百九十多年的雪，哪一片落下来没有声音呢？”

他把茶壶里的水重新烧上，火光映着墙上那张泛黄的民国商标注册证，上面“王老吉”三个字，墨迹已经褪成了浅褐色，但笔画里的筋骨还在，像一棵老树的根。这张证书，是这个品牌存在过的法律证据，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商业史的缩微胶片——它见证过牌匾烧成灰烬，见证过配方差点流入异国，见证过商标在公私合营里改姓，也见证过一场横跨大陆和港澳的回归之战。

这个故事，要从1828年的广州说起。那一年，道光皇帝还在为鸦片泛滥发愁，广州珠江边的十三行码头已经热闹了两百年。来自西洋的商船卸下钟表和毛呢，装走丝绸和瓷器。在离码头不远的一条小巷里，一个叫王泽邦的人支起了一口铜锅，开始熬制一种据说能“去火祛湿”的草药汤。

王泽邦不是大夫，他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那个时代的广州，湿热之症肆虐，城中百姓经常上火喉痛。他根据一个走方和尚给的方子，把岗梅根、金樱根、山芝麻、金沙藤等十几种岭南草药配在一起，熬出来深褐色的汤液。一开始没人信，他就端着碗站在巷口，逢人便说“尝一口，不上火”。这种原始的推销方式在今天看来简陋，但在那个没有广告法的年代，口碑就是最好的传播。

药汤确实有效，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年，王泽邦的小摊子就变成了铺面，铺面上挂起了一块木匾——“王老吉”。王泽邦大概不会想到，他熬的这锅草药汤，会在之后近两百年里，以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成为一个横跨饮料和医药两大领域的商业传奇，更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和配方，会在未来的历史洪流中，成为两股甚至多股力量争夺的核心资产。

回到眼前。老周把茶杯推到我面前，茶汤金黄透亮，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混着茉莉花香飘散开来。“王老吉一开始只是广州西关一家凉茶铺，跟今天满街的奶茶店没什么区别。真正的转折点，是光绪五年。”他拿出手机，打开一张老照片的翻拍给我看。照片上有几个人站在一座衙门前面，领头的一个穿着马褂，手里拿着一卷文书。老周说：“那是1880年，王泽邦的孙子王裕恒拿到了清朝政府颁发的商标注册凭证。”

他说到这里，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1880年清朝商标注册凭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标注册文件之一。光绪五年，清政府在大清邮政局之外，也相应地开始了商标管理工作。王老吉正是那个时代最早一批完成官方注册的商标之一。这意味着，王泽邦的后人已经有了觉醒的商标保护意识，懂得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品牌。

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商标注册证，原版在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烧毁了。老周说，他的祖父当年在店铺里当学徒，日军飞机来了，所有人都在往防空洞跑，祖父却冲回铺子，抢出几包药材和一块牌匾。药材后来吃完了，牌匾在战火中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但那张注册证被祖父用油纸包好，塞进空心墙里躲过一劫。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老宅，这张注册证才重见天日。

“中国百年老字号的传承保护，本质上就是一部商标的保卫史。”老周说着，从柜台下面摸索出一个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本泛黄的账本和一张用塑料膜封好的纸张。那张纸上的图案已经模糊了，但字迹依稀可辨——“批准文号：卫食健字（1997）第043号”。

这是另一个百年的印记。

老周告诉我，从1880年到2025年，王老吉品牌经历的不仅仅是战火，还有公私合营、商标流失、品牌归属权纠纷等一系列中国老字号共同面对的困境。每一个困境，都像一把刀子，刻在这块招牌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大潮袭来。王老吉的传人在那个年代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配方和品牌所有权交给国家。1956年，王老吉正式并入广州羊城药厂。对于老字号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从此，王老吉不再属于王氏家族，而是成为全民所有的公共资产。那块摆在店铺里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换上了更为朴素的木质标牌，上书“广州市王老吉联合制药厂”几个字。

然而，命运的转折才刚刚开始。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于老字号的保护还没有特别细致的法规，商标管理也处于摸索阶段。王老吉的商标和配方，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分裂。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最早做凉茶的，除了广州的王老吉，还有一个香港的王老吉。”老周说，这是一个让所有知识产权律师都会头疼的故事。

1940年代末，王氏家族的部分成员南下香港，在香港开设了王老吉的分号，并注册了香港的商标。而广州总号则在公私合营后改名为广州羊城药厂。两地同源同宗，但因为历史原因，王老吉在大陆和香港的商标权归属变得模糊不清。更复杂的是，一个名叫陈鸿道的人介入了这段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陈鸿道从香港王老吉手中获取了配方授权，在东莞建厂生产盒装王老吉。后来，他通过种种方式与广州羊城药厂合作，成立了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开始生产罐装王老吉凉茶。这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红罐王老吉的前身。

然而，2004年左右，关于商标归属的纠纷开始浮出水面。广药集团作为王老吉在大陆的商标拥有方，认为王老吉的配方应由其独家使用。而陈鸿道旗下的加多宝集团则认为，自己通过长期使用、宣传和推广，已经获得了王老吉商标的合法使用权，甚至是事实上的占有权。

这场旷日持久的商标争夺战在2012年达到白热化。这一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认定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签署的商标许可补充协议无效，加多宝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一纸裁决，让红罐上那个醒目的“王老吉”三个字，瞬间变成了“加多宝”。

“你们看这个有意思吧，”老周指着墙上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上面赫然印着“王老吉商标案”几个大字，“同一个名字，同一个配方，甚至同一种红色罐体，就因为一张合同、一个签名，就变成了两家公司。一个是中国国药的百年老字号，一个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巨鳄，打了一场历史性的官司。这不是品牌之争了，这是两套商业逻辑之间的碰撞。”

我问他：“那最后谁赢了？”

“法律上，广药赢了。商业上，加多宝赚了。”老周苦笑了一下，“但从历史的角度讲，王老吉这个品牌才是最大的输家。一场官司打下来，消费者都不知道哪个王老吉才是真的。这就像你祖传的传家宝，突然有两个人冲进来说都是自己的，最后法官判了，可传家宝已经碎了。”

老周说的“碎”，不只是一个比喻。在王老吉商标纠纷最激烈的那几年，市场上同时出现了红罐王老吉、红罐加多宝、绿盒王老吉、瓶装王老吉，甚至连凉茶的口味都出现了微妙的差异。消费者站在超市货架前，就像面对一道让人困惑的选择题：到底哪个才是正宗？

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老周很多年。作为广州老字号的忠实拥趸，他从小喝王老吉凉茶长大。但现在，街边小卖部里最便宜的绿盒王老吉，他喝起来总觉得跟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他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只是发现，很多百年老字号在进入现代商业体系之后，都在经历同一种“异化”——品牌还是那个品牌，但背后的配方、工艺和理念，已经被悄然改写了。

这种异化，不仅仅是王老吉的宿命，也是中国很多老字号的共同遭遇。从狗不理到全聚德，从稻香村到同仁堂，几乎每一个百年品牌都面临过同一个困境：如何在拥抱资本和市场的同时，保住自己的“根”。

就在老周快要烧开第三壶水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或许有些冒昧的请求：“您写了这么多关于商标保护的文章，您觉得最成功的案例是哪个？”

他没有犹豫，脱口而出：“茅台。”

“茅台”这两个字一出来，我脑子里先是闪过了那瓶标价上万的飞天茅台，然后才想到它背后的商标历史。老周给我倒了一杯他泡的“伪凉茶”——其实就是普洱加了点金银花，说：“贵州茅台酒的商标保护，可以说是中国百年老字号里做得最规范的。但你可能想不到，它的商标史也是一部辛酸史。”

1951年，茅台酒厂正式成立。但那个时候，茅台酒的商标是什么？答案是“茅台”这个名字还是各种地方杂牌都在用的——没有注册商标的概念。1953年，国家工商局正式批准了“贵州茅台酒”的商标注册，这是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个注册商标。但这个商标只有“贵州茅台酒”五个字，没有任何图形或标志。

真正让茅台商标走进大众视野的，是1958年左右出现的“工农牌”茅台。那是一个红色五角星，中间有“茅”字，周围环绕着齿轮、麦穗等图案，代表着工农联盟。这枚商标，是茅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设计商标。红旗、五角星、麦穗——这些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图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寓意着新生和希望。

“但是，”老周放下茶杯，伸出两个手指，“茅台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商标危机。第一次是1988年，有人注册了‘茅台’的拼音‘MAOTAI’作为香烟商标，企图生产‘茅台烟’。茅台酒厂紧急向国家工商总局起诉，最后经过两年多的博弈，这个商标被撤销。第二次更严重，发生在1993年。”

他说的第二次，我知道。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商标法》，茅台酒厂必须对现有的白酒进行分类注册。当时负责商标申报的工作人员，在填报“茅台”商标的时候，只选择了“白酒”这一项，没有选择“含酒精的饮料”这个大类。结果，一家外国公司抢注了“茅台”在洋酒、红酒等品类上的商标权。这意味着，茅台酒厂可以卖茅台白酒，但如果想要生产茅台红酒或茅台鸡尾酒，就会侵权。

“这场商标抢注战打了整整七年，”老周说，“一直到2000年，茅台才拿回了被抢注的商标。代价是什么？据说茅台方面支付了数千万的‘买回费’——尽管对外从未承认过。”

他在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讲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我能感觉到，他说到“买回费”那三个字时，语速明显放慢了，像是在品味其中的苦涩。“你看，”他直起身子，两只手比划起来，“王老吉和茅台，一个是被别人抢，一个是被自己搞丢，最后都要花钱买回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光有金字招牌是不行的，得守得住。守，是一门学问。”

他告诉我，中国现存的老字号中，真正把“守”这门学问学透彻的，不到30%。大部分老字号都在历史的大潮中，要么被冲散了，要么被稀释了。而那些“守成名”的，往往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具有超前的商标战略眼光。

“老字号商标保护的最高境界，不是自己守，而是让侵权者无处可逃。”老周从一个笔记本里抽出一张剪报，是2017年的经济日报。上面有一篇报道，讲的是“老干妈”辣椒酱的商标维权故事。

陶华碧1996年创立老干妈，2000年注册商标。截至2017年，老干妈在国内申请了超过80件商标，涵盖了从“老干妈”到“老干爹”“老干娘”“干儿子”等几乎所有可能的近似商标。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想要注册跟“老干妈”沾亲带故的商标，都会被老干妈以“近似商标”为由提出异议。

“这种叫防御性注册，”老周解释道，“日本的任天堂、美国的可口可乐都这么干。老干妈可能不是最早做的，但绝对是中国老字号里做得最彻底的。他们的法务部门，专职负责在全球搜索侵权商标，一年光打假的费用就超过两千万。”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比起花两万块钱请人写商标续展申请，防御性注册和全球监控才真正保证了老干妈‘不老’。”

这时候，药铺的挂钟敲响了十一下。老周起身，去后屋拿了一包东西出来，递给我：“你大老远跑来，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这是我自己按王老吉的老方子配的凉茶料包，比超市卖的那些强多了。”

我接过袋子，发现包着的牛皮纸上印着一个旧式图案，跟刚才他在墙上给我看的那张1880年商标注册证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我问他：“您这不会侵权吧？”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有点像他壶里烧开的水，咕嘟咕嘟的：“王老吉现在的商标权在广药集团，我这个自己喝的，谈不上侵权。真要说了，我这叫——传承。”

他的眼神在门楣那盏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明亮。“你知道吗，我写这几篇文章，找这些老故事，不是要教你怎么打商标官司，是想告诉你，商标不是一张纸，是一个牌子的命根子。你把它弄丢了，这个牌子就断气了。”

他顿了顿，仿佛想到了什么，又补充道：“就像王老吉，配方可以升级，包装可以换新，市场可以扩大，但那个名字，那个印在罐子上的三个字，永远是王泽邦1828年在广州西关立下的。你可以不喝它，但你得承认，它是活的——只要你承认它，它就永远站在那儿。”

我离开的时候，已是深夜。前门大街的霓虹灯已经熄灭了一大半，只有几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还在亮着白光。我回头看那块老字招牌，在路灯下，金色笔画的边缘在黑暗中隐约可见。老周说的对，它是活的。

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多少老字号？我打开手机查了一下。商务部曾经发布过一个“中华老字号”名录，在2011年第三批评审之后，全国共有1128家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但其中，能够完全独立拥有其原始商标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或是在公私合营后易主，或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收购、转卖，或是因商标侵权而被稀释，甚至还有一部分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一个名字落在这份名录上，像墓碑一样冰冷地排列在白纸黑字之间。

1128个老字号，这是经过官方认定的。那些没有被认定的、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只有地方知名度的老牌子，数量恐怕十倍不止。每一个老字号背后，都有一套独特的配方、工艺、文化和情感，对应着一份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信任。而这份信任的载体，就是那几个字——商标。

回到酒店，我打开笔记本，开始整理今天的采访笔记。老周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但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商标囤积”。

这个词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已经屡见不鲜，但在老字号群体中，它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普通企业的囤积，是恶意抢注，是圈地跑马。而老字号的囤积，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无奈的自我防御。

以“同仁堂”为例，这个诞生于1669年的中国最著名的中医药老字号，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发现，它“同仁堂”的名字已经被日本、韩国、香港的多家企业在当地注册。同仁堂想在日本开店，必须先买回自家名字的使用权。经过八年的谈判和法律博弈，1990年，同仁堂终于在海外拿回了被抢注的商标权。代价是八年的诉讼费、收购费和品牌推广损失，数以亿计。

另一个更加悲剧性的案例是“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创于1734年，是江南名药店。上世纪90年代末，雷允上的后人因为家族内部纷争，竟将“雷允上”商标以80万元的价格，悄悄地卖给了上海一家制药厂。苏州雷允上集团发现后，紧急向法院起诉。这场“雷允上商标权纠纷”闹了六年，最终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将商标权判给了苏州雷允上。但代价惨重——上海方面已经用“雷允上”商标生产药品长达数年，市场已经混淆，消费者已经不知所措，苏州雷允上的品牌价值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我继续追思着老周提到的每一个案例，感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这些老字号的悲欢，像一场场没有赢家的拔河比赛。赢的人，不过是把绳子拉了回来；输的人，可能连底裤都赔光了。

但在这片悲催的底色之上，也有一些值得欣慰的亮色——那些真正把商标保护做到极致的品牌，不仅守住了自己的根，还在全球市场开枝散叶。比如“北京烤鸭”的全聚德，比如“陕西凉皮”的魏家。不过，最让我感慨的是“六必居”的故事。

六必居，成立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之一。它的金字招牌，据说是严嵩题写的。这两个信息——四百九十五年的历史和权奸的题字——本身就足以让六必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品牌之一。然而，六必居的商标故事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部分。

2002年，六必居遇到了一个致命的商标问题。在第六代传人病逝后，家族内部对商标的继承权产生了争议。按照当时的《商标法》，商标作为无形资产，其继承权归属必须要有清晰的法律文件。但六必居的历代传人之间只有口头传承，根本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争议不可避免地摆上了法庭。

法院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靠口头传承延续了近五百年的老字号，其商标权到底归谁？按照法律，没有书面文件，就视为无主资产。按照情理，六必居一直是家族式经营，几百年来的传承脉络清晰可辨。最终，法院破例采用了“事实继承”的原则，将商标权判给了最后一位传人的子女——这个人姓钱，是六必居第十代传人的孙女。但她根本不是做酱菜的，她是做金融投资的。最终，她选择将商标无偿转让给了北京市政府认可的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自己只保留了一部分“六必居”老宅的产权。

“这个案例太有代表性了。”老周在采访中给我总结过，“六必居用四百九十五年证明了一个道理——老字号的传承，不能靠血缘，不能靠感情，必须靠制度。你没有一个清晰的商标传承方案，子孙后代都逃不过上一辈留下的坑。”

在采访中，我也有幸接触到了几个正在经历品牌复兴的老字号掌门人。他们的思路，给我提供了一种解决老字号商标保护困境的可能路径——诉讼不如谈判，谈判不如研发，研发不如传承。

广东佛山的一位老字号“陈太吉”掌门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我现在的商标保护策略很简单——第一代注册，防止被抢注；第二代注册，防止被侵权；第三代注册，占领新品类。你说的打官司，那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能谈的就谈，能绕开的就绕开，把精力放在产品和品牌上，才是最聪明的保护。”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语——“防护林”。没错，老字号的商标保护，不能只是单点作战，而是要建立一套立体防护体系。就像一座古代的城池，光有城墙是不够的，还要有护城河、角楼、瓮城、马面，防的是大兵压境，也防的是小偷翻墙。

这种体系到底应该怎么建立？在这次采访的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答案。那是在一次意外的偶遇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位法官，正好是老周的朋友。他给我打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方：

“老字号的商标保护，要像DNA一样。DNA是什么？它是一个双螺旋结构。一个螺旋是‘传承’，代表了老字号的传统基因——配方、工艺、文化、情感；另一个螺旋是‘创新’，代表了老字号在现代市场的适应——品类扩张、商标布局、地理标志、互联网域名、品牌数字化。”

“这两个螺旋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支撑的。没有传承的基因，创新就是无根之木；没有创新的基因，传承就是僵死之躯。只有当这两条螺旋完美地拧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活着的、能抵御各种风险的品牌有机体。”

这位法官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中国老字号的商标保护，从来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商业、文化、情感和历史的复杂命题。它不是可以用一纸判决、一份注册证解决得了的。它需要的是一套完整的“顶层设计”。

这些年，国家层面也在努力推动老字号的商标保护。2017年，商务部等1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老字号商标保护”“建立健全老字号商标注册、使用和保护的长效机制”。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启动了“老字号商标保护专项行动”，专门针对老字号的商标受侵害问题展开重点整治。

这些政策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在看到这些政策的同时，我也有一个深深的担忧。政策是“输血”，而不是“造血”。老字号要想真正活下来，不能只靠政府给保护、给补贴，更重要的是自己建立起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商标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核心，不是维权，而是布局。

一个人，如果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被别人打，那你永远只能是一个守势。真正的强者，是主动出击！老字号的商标战略，应该是在保护好核心品牌的同时，主动去占领新品类、新市场、新渠道。不是等别人来抢你的地盘，而是你去占领别人的地盘。

午夜时分，我打开了酒店的电脑，开始搜索那个老字号商标保护的中国地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老字号，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它们的故事，是中国的商业史，是中国人的生活史，也是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奋斗史。

北方的“北京王致和”，创始于1669年。这个以臭豆腐闻名的老字号，在上世纪90年代被日本抢注商标，经过三年的诉讼，在2003年终于打赢了跨国商标官司。南方的“张小泉”，创立于1628年，是中国剪刀行业的老字号的代表。它的商标战略非常前瞻，将“张小泉”注册在了45个类别上，实现了全类保护。当别的老字号还在为被抢注焦头烂额的时候，张小泉已经在世界37个国家注册了商标。

西部的“云南白药”，创立于1902年。这个以治疗跌打损伤闻名的中成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尝试进行日化产品的开发，推出了牙膏、沐浴露等产品。为了保证品牌延伸的合法性，云南白药申请了“云南白药”在日化类别的商标注册，并在每款产品上使用了防伪二维码追溯系统，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

东部的“上海老凤祥”，创立于1848年。这个以黄金首饰闻名的老字号，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商标注册，并联合国际知名设计师进行品牌联名，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成功让“老凤祥”从一个区域性品牌，升级为国际性品牌。

从这些成功的案例身上，我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以攻为守”才是老字号商标保护的最高境界。不要只想着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思考如何让这块地变得更肥沃、更有生产力，从而让你种下的庄稼长成一片森林，让任何想要闯进来收割的人，都要面对这片森林的遮蔽。

我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是老周打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激动：“我刚刚查出，有一个企业在半个月前，注册了一个‘老王吉’的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是凉茶类！”

“那您准备怎么办？”

“我已经准备好了材料，明天就去商标局提出异议。”老周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古老的回响，“我已经把王老吉的商标注册证、历史文献和配方传承资料全部整理好了。我的爷爷当年从火堆里抢出那块牌匾，我不能让他的孙子眼睁睁看着别人用‘老王吉’这个牌子来蒙骗消费者。”

挂断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百九十多年前，王泽邦在珠江边支起了一口铜锅；一百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个姓周的中药铺掌柜，还在为那三个字奔走。这，何尝不是一种活着的传承？

我突然意识到，老字号商标的真正主人，从来不是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企业，而是千千万万个像老周这样，愿意为那三个字、五个字、一个图案奔走的人。他们是食品检测员，是药店掌柜，是茶馆老板，是律师，是法官，是每一个在超市货架前想买到“和记忆里一样的味道”的普通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老字号商标的守护者。

窗外，东方欲晓。前门大街上的梧桐树，在晨光中落下了几片枯叶。我合上电脑，准备洗漱睡觉。突然，手机亮了一下，是老头发来的一条信息：“刚刚又在网上搜到一个‘王老吉’商标的更新消息——今天，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国际商标注册申请，准备在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同步注册‘王老吉’商标。”

我笑了笑，回了三个字：“它活了。”

中国百年老商标的传承保护故事由标庄商标转让网发布，标庄商标：https://www.biaozhu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