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标法律实务中，“撤三”程序，即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注册商标申请，是商标权稳定性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当商标权利人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通知》时，便进入了关键的“撤三”答辩期。而在此期间，若商标权人计划或正在进行商标转让，则会引入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风险，需要审慎处理。本文将系统性地探讨“撤三”答辩期间进行商标转让所涉及的注意事项、法律风险及实务操作策略。

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撤三”答辩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原则上不随商标权的转移而自动转移。 这是理解后续所有问题的基石。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九条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提供使用证据的义务主体是“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即答辩通知下发时，在商标注册簿上记载的商标权利人。商标转让是权利主体的变更，但针对转让前已启动的行政程序所设定的程序性义务，并未法定的、自动的由转让人转移至受让人。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注意事项：转让时间节点的选择与程序状态的披露。

若在收到提供使用证据通知后、答辩期限届满前启动或完成转让，情况将变得异常复杂。此时，原权利人（转让人）仍是法律意义上的答辩义务人。他是否有动力继续投入精力和成本去收集、整理、提交可能跨越数年、繁杂的使用证据？尤其是当转让对价已基本确定或支付后，其积极性可能大打折扣。而对于受让人而言，虽然即将或已经成为新的权利人，但在法律程序上却并非适格的答辩主体，无法直接向商标局提交证据或以自己名义进行陈述。这种权利与义务的错位，构成了根本性风险。

因此，充分的披露与明确的合同约定是规避此类风险的生命线。在商标转让谈判与合同订立过程中，如果“撤三”程序已经启动，转让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完全的披露义务。必须将已收到《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通知》这一事实、答辩截止日期、案件编号等详细信息，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潜在受让人。任何隐瞒都将构成欺诈，可能导致合同被撤销并要求担赔偿责任。

在转让合同中，必须设立专门条款来处理这一未决行政程序。条款至少应明确：

1. 义务承担方：明确约定由哪一方（通常是转让人）负责在法定期限内完成使用证据的收集、整理和提交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2. 配合义务：约定另一方（通常是受让人）有义务提供其持有或控制的、与商标使用相关的证据材料（如受让人在被许可使用期间产生的使用证据）。

3. 责任与风险划分：清晰界定因答辩失败导致商标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例如，可以约定若因转让人未履行答辩义务或答辩不力导致商标被撤销，转让人应返还全部或部分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约定转让价款的部分支付与“撤三”案件的最终结果挂钩。

4. 文件交接与程序跟进：约定所有与“撤三”案件相关的官方来文、证据副本、代理机构沟通记录等，均需作为转让交接文件的一部分。同时，明确由一方（通常是转让人或其原代理机构）负责程序跟进，并及时向受让人通报案件进展。

其次，使用证据的衔接与证明力问题是实体层面的重大挑战。

商标局审查“撤三”使用证据的核心在于，在指定的三年期间内，商标是否在核准的商品/服务上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在转让背景下，使用证据可能涉及两个主体：转让人的使用和/或受让人（或原被许可人）的使用。

转让人自身的使用证据：这是最直接有效的证据。但若转让人在申请撤销的三年期间内已停止营业或未实际使用该商标，则证据收集将非常困难。

受让人或被许可人的使用证据：这能有效证明商标的生命力，但其证明力取决于在先的法律关系。若受让人在相关三年期间内是合法的被许可人（有备案的许可合同或可证明的实质许可关系），其使用行为可以视为商标权人的使用。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规定，商标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且该使用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视为商标权人自己的使用。因此，在转让前已存在合规商标许可备案的情况下，受让人（即被许可人）的使用证据是强有力的答辩依据。

然而，如果双方之前并无正式的许可关系，受让人在相关期间的使用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未经许可的“侵权使用”或与注册商标权人无关的“他人使用”，通常不能直接用于支持“撤三”答辩。此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如转让双方的业务关联性证明、默示许可的推定等）进行复杂论证，证明该使用行为体现了商标权人维持商标效力的意图，但成功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在答辩证据组织时，必须进行一体化的证据规划：

1. 全面搜集：转让人和受让人（包括其关联公司）应共同梳理指定三年期间内所有可能的使用痕迹，包括但不限于：带有商标的商品实物、包装、标签；相关的销售合同、发票、提货单、银行流水；广告合同、广告载体（杂志、网站、户外）、宣传册；参加展会的合同、照片、门票；以及商标许可备案通知书等。

2. 证据链构建：单一证据往往证明力薄弱，需要形成证据链。例如，一份销售合同需配合相应的发票、付款凭证和物流单据；广告合同需配合广告发布的实际载体截图或实物。证据在时间上应尽可能覆盖指定的三年期间，在地域上应体现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公开性。

3. 主体关系证明：如果使用证据涉及多个主体（如转让人、受让人、子公司、被许可人），必须提供清晰的法律关系证明文件，如股权结构图、许可合同、备案证明、集团企业说明函等，以阐明这些使用行为均可归属于商标权人。

第三，程序操作与信息更新的协同。

在“撤三”答辩期间操作商标转让，需要并行处理两个行政程序，必须确保二者在流程上不冲突，在信息上及时同步。

1. 代理机构协调：“撤三”答辩和商标转让通常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可能出现转让人和受让人分别委托不同代理机构的情况。此时，双方必须确保各自的代理机构就案件进展、时限、材料准备等进行充分、及时的沟通。最佳实践是指定一方（通常是转让人的代理机构）作为“撤三”案件的主协调方，或共同委托一家双方信任的代理机构统一处理两项事宜，以避免信息差和操作失误。

2. 答辩主体的名义：在答辩截止日前，商标注册人名义尚未变更，因此提交的答辩材料（包括提供使用证据的通知书回文、证据清单、使用证据等）均应以转让人（原权利人）的名义出具和签章。即使转让申请已经提交，在商标局核准转让并公告之前，法律主体未变。

3. 转让申请的备注：在提交商标转让申请时，应在申请书上或附页中明确备注“该商标目前正处于第XXXX号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程序中，答辩截止日期为XXXX年XX月XX日”。这有助于商标局转让处和审理“撤三”案件的审查员知悉情况，在系统内部进行关联，避免因信息不畅导致程序处理失误。

4. 信息同步更新：一旦商标转让被核准公告，新的权利人（受让人）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审理“撤三”案件的审查部门，告知权利人变更情况，并附上《核准转让证明》复印件。这对于后续可能收到的补充证据通知、裁定书等文件的准确送达至关重要。虽然答辩义务主要由原权利人完成，但案件结果（维持或撤销）将直接归属于新的权利人。

第四，风险预案与商业考量。

在“撤三”答辩期间进行转让，双方，尤其是受让人，必须对最坏情况有清醒认识并制定预案。

1. 商标被撤销的风险：这是最根本的风险。即使双方尽力答辩，商标局仍可能认为证据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从而决定撤销注册商标。一旦撤销裁定生效，转让的标的物便不复存在。因此，受让人必须在交易前对证据情况进行实质性评估，而非仅依赖转让人承诺。可以聘请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或代理人对现有证据材料进行预判，评估维持注册的可能性。

2. 价款支付机制设计：为平衡风险，转让价款的支付不应一次性完成。可以设计分期支付方案，例如：合同签署后支付一部分；商标转让核准公告后支付一部分；待“撤三”案件最终裁定维持注册商标后，支付尾款。或者，约定将一部分价款存入共管账户或由第三方托管，待案件结果明确后再行分配。

3. 受让人的尽职调查：受让人的尽职调查必须超越常规的权属查询，要深入至商标的使用状况。具体包括：主动向转让人索要近三年的使用证据样本；核查商标许可备案情况；通过市场渠道了解该商标的实际市场声誉和产品流通情况。对于核心商标，甚至可以委托进行市场调查，以核实其真实使用范围与强度。

4. 对后续权利的影响：需要意识到，即使本次“撤三”答辩成功，该商标因“撤三”程序而产生的“案底”仍然存在。在未来，它可能再次被他人提起“撤三”申请。受让人在接手后，必须建立规范的商标使用证据存档制度，持续、真实地使用商标，并定期留存证据，以防范未来的风险。

在“撤三”答辩期间进行商标转让，是一项法律与技术性高度交织的复杂操作。它要求交易双方，特别是受让人，具备前瞻性的风险意识。整个过程的顺利与否，取决于几个核心环节：是否进行了彻底、诚实的信息披露；是否在转让合同中设定了权责清晰、风险共担的专门条款；是否对使用证据进行了跨主体的、系统性的收集与整合；是否在行政程序操作上实现了无缝协同与信息更新；以及是否制定了周密的商业风险应对预案。

对于转让人而言，诚信披露、积极履行答辩义务是基本法律和商业道德要求，也是顺利完成交易、避免后续纠纷的前提。对于受让人而言，则需秉持审慎原则，投入必要的资源进行深度尽职调查，并通过严谨的合同条款将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尽可能固化、分配和降低。在专业知识产权律师或代理机构的辅助下，通过精细化的流程管理和风险控制，完全有可能在风云变幻的“撤三”程序中，平稳实现商标权利的过渡，最终确保受让人获得一个权利稳定、价值可期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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