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恶意投诉”反赔案例增多

近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商标维权意识普遍提升，商标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然而，在这股维权浪潮中，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悄然蔓延——部分市场主体假借维权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滥用商标权利对竞争对手进行恶意投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更令人欣慰的是，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的规制日趋严格，商标侵权“恶意投诉”反赔案例显著增多，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在从单纯强调权利保护向兼顾防止权利滥用的平衡治理转变。

一、恶意投诉的界定与法律规制演变

商标恶意投诉，通常指权利人明知或不应当知道他人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仍然通过发送警告函、向电商平台投诉或向行政机关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指控他人侵犯其商标权，从而达到打击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等不正当目的的行为。

从法律规制角度看，我国对商标恶意投诉的司法应对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早期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商标侵权诉讼的审查多集中于被控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而对原告的主观状态及投诉行为的正当性关注不足。即使认定原告投诉缺乏事实依据，也往往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难以对恶意投诉方形成有效震慑。

转折点出现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吉白茶”案中首次明确，权利人明知其诉讼请求缺乏正当依据，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提起诉讼，构成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一判例为规制商标恶意投诉提供了重要的法理支持。

2019年修订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新增规定：“权利人滥用商标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的确立，为规制商标恶意投诉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也为司法机关制裁恶意投诉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

二、恶意投诉反赔案例增多的现实表现

（一）案例数量显著上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近五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年均增长超过30%。其中，商标恶意投诉反赔案件占据相当比例。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该院2020年至2022年间审结的因恶意商标投诉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增长了近三倍。

这一数据变化不仅反映了市场主体对恶意投诉行为的维权意识增强，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规制权利滥用行为的积极态度。

（二）赔偿力度不断加大

在恶意投诉反赔案件中，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呈现上升趋势。以往，即使认定投诉构成恶意，法院也大多仅支持被投诉方为应对投诉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公证费等直接损失。而近期多个案例显示，法院开始支持包括商誉损失、经营损失在内的间接损失，并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

例如，在2021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因恶意投诉竞争对手商标侵权，导致对方产品在电商平台下架，错失销售旺季。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50万元，远超被投诉方实际支出的直接费用。

（三）裁判规则日趋统一

随着案例积累，法院对恶意投诉的认定标准逐渐明晰。通常情况下，法院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投诉是否构成“恶意”：

1. 权利基础的稳定性。如果投诉方自身的商标权存在重大瑕疵，如通过抢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或其商标显著性弱、知名度低，则其投诉行为更可能被认定为恶意。

2. 投诉前的调查义务履行情况。合理的商标权人在投诉前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确认对方行为确实涉嫌侵权。如果投诉方未履行基本调查义务，仅凭主观臆断便发起投诉，可能被认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严重者构成恶意。

3. 投诉方式的适当性。商标权人应当通过适当方式主张权利，如果采取夸大事实、虚构情节、重复投诉等手段，明显超出维权必要限度，则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4. 投诉目的的正当性。如果投诉方在投诉同时伴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目的，如选择在竞争对手的关键商业节点（如“双十一”）前投诉，或意图通过投诉迫使对方接受不合理合作条件等，法院更可能认定其主观恶意。

三、恶意投诉反赔案例增多的深层原因

（一）电商平台的投诉机制被滥用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各大电商平台都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然而，这种“通知-删除”机制在提高维权效率的同时，也为恶意投诉提供了便利。部分投机分子利用平台审核主要进行形式审查的特点，凭借恶意抢注的商标或虚构的侵权事实，频繁对竞争对手发起投诉，导致对方商品链接被删除或降权，从而达到不正当竞争目的。

值得肯定的是，电商平台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完善投诉审核机制。如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推出了“恶意投诉申诉通道”，对认定为恶意投诉的权利人采取限制投诉权限、公示处理结果等措施。这些平台自治措施的完善，与司法救济形成合力，共同遏制恶意投诉现象。

（二）商标恶意抢注与恶意投诉形成“产业链”

实践中，商标恶意投诉往往与商标恶意抢注相伴而生。一些主体专门抢注他人已使用但未注册的商标，或在特定类别上注册与他人知名商标相近似的商标，然后以此为基础向实际使用人发起投诉，索要高额“转让费”或“许可费”，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此类行为严重违背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商标法旨在保护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而非将商标本身变为敲诈勒索的工具。近年来，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态度日益坚决，不仅在对恶意投诉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支持被投诉方的索赔请求，还在相关商标权属纠纷中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宣告恶意注册的商标无效。

（三）司法理念的与时俱进

恶意投诉反赔案例增多的背后，是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深刻反思与适时调整。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本身即具有限制竞争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找到权利保护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的平衡点。

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在司法政策中强调，要“妥善处理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滥用的关系，合理确定权利边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和不当扩张”。这一司法理念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恶意投诉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不再简单地将“有权利即可投诉”作为裁判逻辑，而是更加注重考察权利行使的正当性边界。

四、典型案例评析

（一）小米科技诉李某恶意投诉案

该案是电商领域恶意投诉的典型案例。被告李某在第9类“手机”等商品上注册了“小米生活”商标，随后在电商平台对小米科技公司的充电宝、风扇等产品发起大量投诉，导致三百多个商品链接被平台删除。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注册“小米生活”商标具有明显攀附“小米”商誉的恶意，其投诉行为并非真诚行使权利，而是企图通过投诉逼迫小米公司进行商业合作，构成恶意投诉，最终判决李某赔偿小米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万元。

此案的意义在于，法院明确将商标注册阶段的恶意与后续投诉行为的恶意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评价，对规制“注册-投诉-谈判”的恶意投诉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二）浙江巴赫诉浙江中源恶意投诉案

该案涉及知名品牌“WMF”的代理商之间的纠纷。原告浙江巴赫公司是“WMF”商标在中国境内的合法被许可人，被告浙江中源公司作为前代理商，在代理关系终止后，以巴赫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多次发起投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中源公司作为专业经营者，明知巴赫公司使用“WMF”商标具有合法授权，仍然恶意提起诉讼并进行投诉，构成权利滥用，判令其赔偿巴赫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明确即使是真正的商标权利人，也不得滥用权利。权利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明知对方有合法授权仍进行投诉，同样可能构成恶意投诉。

五、应对恶意投诉的法律策略

（一）被投诉方的应对之道

面对恶意投诉，企业应当建立系统的应对机制。在收到投诉后，应及时固定证据，包括投诉内容、商品下架或链接删除的截图、销售数据变化等，为后续可能的索赔诉讼做好准备。

其次，要善于利用各种救济渠道。电商平台投诉机制通常设有申诉程序，被投诉方应当及时提交不侵权证据及对方恶意投诉的证据，争取恢复商品链接。同时，可以根据情况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主动厘清法律关系。

最后，对于造成实际损失的恶意投诉，要勇于通过诉讼追究投诉方的赔偿责任。目前司法实践已经为恶意投诉反赔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被投诉方应当积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遏制恶意投诉行为。

（二）权利人的合规建议

对于诚实的商标权利人，也应当从日益增多的恶意投诉反赔案例中汲取经验，规范自身的维权行为。在提起投诉前，应当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确保投诉有合理依据，避免仅凭主观怀疑即发起投诉。

其次，维权方式应当合理适度。避免使用夸大、诋毁性言辞，谨慎选择在对方关键商业节点发起投诉，除非确有证据表明不及时投诉将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最后，应当定期评估自身知识产权的稳定性。对于可能存在瑕疵的商标权，在行使权利时应当更加审慎，必要时可事先通过法律程序强化权利基础，避免在后续维权中陷入被动。

六、制度完善与发展趋势

（一）法律规则的进一步细化

目前，关于规制商标恶意投诉的法律规定仍较为原则化，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也存在一定模糊性。未来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形式，进一步明确恶意投诉的构成要件、赔偿标准等具体规则，为市场主体提供更明确的行为指引，为司法裁判提供更统一的尺度。

特别是关于恶意投诉的损害赔偿范围，需要进一步细化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认定标准，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从而既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又有效震慑潜在的恶意投诉行为。

（二）平台治理机制的优化

电商平台作为恶意投诉的重要发生场域，其治理机制的优化对遏制恶意投诉至关重要。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投诉审核机制，从单纯的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对多次投诉或被投诉的权利人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同时，平台可以建立恶意投诉的快速处置机制，对明显的恶意投诉设置快捷申诉通道，缩短诚信经营者的维权周期。还可以通过设立保证金、要求投诉方提供反担保等措施，增加恶意投诉的成本，减少恶意投诉的发生。

（三）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

遏制商标恶意投诉需要形成社会共治格局。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制定知识产权维权指南，引导会员单位理性维权。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应当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拒绝为明显的恶意投诉提供专业服务。

媒体和公众也应当发挥监督作用，对典型的恶意投诉案例进行曝光，形成舆论压力，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反对权利滥用的社会氛围。

结语

商标侵权“恶意投诉”反赔案例的增多，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司法机关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这一趋势对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诚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随着法律规则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践的持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标恶意投诉这一扭曲市场竞争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保护将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发展，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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